邓小平说他参加了八七会议

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是挽救党、挽救革命的重要会议，坚决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

要说党史上如此重要的会议，建国后应该很快就修建纪念馆，或起码应抓紧考证出准确位置，然而似乎都没有。现如今的八七会议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5--139号。正式修建博物馆的时间，已经到了1980年，确立的根据主要是邓小平个人的回忆。

根据人民网转载的广安日报《邓小平七忆“八七会议”》一文记载：

“1927年夏，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感情。”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建国后7次回忆八七会议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是50年代。邓小平对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1972年，武汉市文物部门希望通过邓小平了解那段历史。同年9月，邓小平亲笔回信写道：“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开的。”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

第三次是1972年11月14日。当天，邓小平参观井冈山博物馆，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

1976年，八七会议会址初步恢复原貌，暂作内部开放。

第四次是1978年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包括邓小平对会场的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第五次是1978年8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的来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那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的起。”

第六次是1979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写信求证遵义会议和八七会议人员名单。邓小平回信道：“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已是一座革命纪念馆。邓小平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在一楼辅助展厅，他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在重返会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他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寄往武汉。

根据八七会议纪念馆官网介绍，1927年6月底，23岁的邓希贤（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当时正处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在7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希贤改名“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随党中央机关在汉口与武昌之间转移。

八七会议当天，身为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他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负责整个会议的记录工作。

1927年，都有哪些人参加了八七会议呢？

  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牛曼。

以上一共21人，假如加上邓小平，一共22人。到1980年，这21人中只有李维汉（1896-1984）、陆定一（1906—1996）、郑超麟（1998年去世）三人在世。可以想一想，如果此时让七老八十的人回忆50年前某个会议（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召开，时间仅1天），一般人恐怕已没有任何印象。会场上的人都有谁，别说是50多年后，就是当时也未必认得全。

因此，不管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仅凭个人的回忆是不够严谨的，最好再加上可以佐证的材料。例如，对“中央秘书”这个职务，就可以考证当时是否设立，正如考证遵义会议前后是否有“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一样。

我想，不管考证结果如何，也不会影响邓小平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