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岂止一个“巴铁”？

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

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

会见结束以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参加外事活动，与布托的会面，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布托在巴基斯坦的悼念大会上，对毛主席发表了极高的评价：

尽管两年之后，布托在军事政变中遇害，但毛主席在生前早已奠定了中国外交格局的基本局面，中巴关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5月27日，是一个不太一般的日子。毛主席在这一天完成了他的最后一场外事活动；1949年的5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解放，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刻，一边是上海的老百姓夹道欢迎，另一边则是“洋人”“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自此，毛主席开始全面擘画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壮丽画卷。

回顾新中国的27年对外关系史，毛主席当之无愧是一位深谋远虑、多谋善断、独立自主、势如破竹的、放眼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家。首先，他把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外交变成独立自主的外交。然后，又把二战后由美苏构成的两极世界变成由美苏中构成的三极世界。随后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向多极世界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成就，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前联邦德国基督教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著文谈到毛主席一生有三大功绩，“而他的最大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八亿人民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最能说明毛主席变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外交为独立自主外交的事，就是从美苏英三国的《雅尔塔协定》，到旧中国蒋介石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毛主席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历史过程。

在二战中，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四个大国之一。中国是抗日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中国的八年抗日，日本侵略者就会向苏联进攻，就会打通东南亚到西亚与德国法西斯汇合，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能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有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　

可是，在1945年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在雅尔塔聚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顺利占领日本，自己少受损失，就把中国的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划归苏联，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直到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正式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这一丧权辱国的《雅尔塔协定》后，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派宋子文、蒋经国和王世杰在８月14日，到苏联去落实《雅尔塔协定》，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为期30年。这是货真价实的不平等条约，是美苏瓜分中国的第一步，使胜利的中国扮演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角色。斯大林在1949年对刘少奇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即可来莫斯科。待毛主席来莫斯科再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7天后,毛主席便率团访问苏联。新中国刚成立，在经济上、在国际关系上都有求于苏联。但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时，毛主席不会退让。经过艰苦谈判，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要提前归还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1956年５月就全部废除了《雅尔塔协定》的阴影和屈辱。这个条约是自1842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身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为冲破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世界迈出了第一步。这个条约标志着中国真正站起来了！

过去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是把中国的东西拿出去，这次毛主席与苏联签订的条约是把拿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把蒋介石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毛主席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拿来一比，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毛主席访苏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题，就是毛主席举行告别宴会时，地点是在中国大使馆。当时苏联的代表说：还是克里宁宫举行，因为斯大林没有在外国使馆参加宴会的习惯。毛主席说就在我们的大使馆举行，因为这是主权问题。结果是斯大林第一次在外国大使馆参加宴会。

70年代是毛主席晚年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就的时期。他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超级大国的压力，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他实行正确的外交调整，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且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思想。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屹立于东方,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毛主席晚年对中国的外交指导,凝聚着他生命最后几年里思考国际问题和中国发展的心血智慧，成为他毕生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一部分。

中国的外交新局面是来之不易的。首先是摆脱苏联的控制。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直到1956年5月才完全实现。1958年赫鲁晓夫又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未征得中国的同意就向美国保证，中国对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和释放美国在中国的空降特务。这些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毛主席坚决顶回去了。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决一切援助，提前逼债，还在我国新疆不断制造边界纠纷。这些压力都不能使毛主席就范。1969年的春天，勃列日捏夫又使苏军入侵中国的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把他们赶回去了。这样，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也把中国奈何不了了。

至于美国，毛主席建国前就想同他搞好关系，借鉴、利用西方积累了两百多年的物质成就，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但美国的统治集团根本就不想看到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一诞生，他们就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凭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国家实力，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先是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的安全。被中朝人民赶回三八线以后，又唆使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并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渐渐强大了，在亚非拉的朋友多起来了，导弹有了，原子弹有了，美国要想扼杀中国就更困难了。相反，美国的力量在相对削弱。西欧、日本在逐渐摆脱它的控制，亚非拉国家反对它的多了，它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由绝对优势变为相对平衡。在争夺中间地带上，苏联由守势变为攻势，美国由攻势变为守势，并在越南战争中不能自拔。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统治集团中有远见卓识的人，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在美苏对抗中保持有利地位，才决定调整战略，想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接近，试图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的挑战。

毛主席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发现美国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他也及时调整对外政策，准备给过去的头号敌人改善关系。先是利用国际友人吹风，表示中国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北京。1971年4月，在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时，他又出奇不意地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这一决定，立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同时也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乒乓外交”是毛主席大智大勇的表现。随后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传出，世界震惊。1971年10月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紧接着就掀起了第三个建交高潮，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与中国建交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长期以来，美国第一位总统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艰苦的谈判，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要求美国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

如果说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真正站起来了，那么，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就标志着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改变了二战以来由美苏构成的两极世界为美苏中构成的三级世界，为多极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既为中国创造了有利建设的国际环境，为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也增加了世界局事的稳定因素。这意义是深远的，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发展，毛主席经过反复思考，1972年2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东欧、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首次向世界宣布毛主席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中国，对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新的理论中，毛主席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前期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重要问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正确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制订国际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在新的形势下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毛主席以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实力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这种标准实际上涉及到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一是由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弱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毛主席对第三世界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经济权益，打破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表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期望：“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第一步”。“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分不开的”,“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

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70年代后正在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做出了新的总结。这一结论表明了毛主席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经济事务不应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按照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的大环境中，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明确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及有关政策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毛主席晚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突破。

联系到7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不难看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既反映了毛主席对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的总体认识，也反映了毛主席在中国外交中始终坚持的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控制，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坚定立场。这种顺应历史变化的时代精神与始终不变的革命立场的统一，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在人生暮年，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永不衰竭的革命热情。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到形成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一完整的过程，记载了毛主席晚年为中国的独立、安全、统一、富强殚精竭虑、矢志不渝的重要侧面。

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毛主席为新中国打开的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上。

那些对毛主席外交事业的诋毁家伙们是无良的，那些自以为比毛主席高明的先生们则是无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