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考日，突然想起一个流传甚久的谣言，准确的说是两个，因为这两则谣言往往组合在一起：① 毛主席取消了高考；② 某人恢复了高考。
1966年6月的一天，正念北京四中初二的刘源，把一封“反对教育考试制度”的文章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权倾朝野的刘的案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刘认为：鉴于文化大革命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于是，刘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到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 正因为此，全国高等院校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 从时间上看，推迟高考正是刘和某人这“接班二人组”主政文革和通过工作组控制各大高校的时期，对推迟高考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也正是某人虽然后来参与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的历史没有丝毫垢病的原因。 至于文革后恢复高考，那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决定，而绝非各大主流媒体经年累牍的“某人拍板恢复高考”的一人之功。 在某人故居纪念馆，有一个“1977年全国高考决策过程”的专题展览，除历史图片外，文字说明基本以《xxx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为依据。 但是细化分析，某人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他事实上也无权拍板。他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恢复xxx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他恢复职务的决定是7月21日，并于当天在会议上讲话。他复出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 而后来，“xxx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的说法见于许多官媒文章中，这绝非事实。恢复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在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他复出后，确实分管了科技和教育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但是要注意，此次会议之前的8月1日，某人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然，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他并无意在19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 8月13日 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然坚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当时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无需争议，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某人拍板决策恢复高考。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某人、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时的分工是华国锋负责全面工作，叶剑英负责军队，某人负责科技和教育，李先念负责经济，汪东兴负责宣传工作。由于常委人数少了，一些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他真正成为核心、从而实现的“一言堂”，实际是在后来的古月时期，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离开后才形成的。 1977年9月6日，某人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他写这封信的起因，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10月3日，他又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给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很快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共同讨论。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原则性通过了教育部《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由此可见，恢复高考并非是某人一人之力而拍板决策，而是经过了几次讨论修改，中央多次研究才决定下来。华国锋在1977年还被称作是“英明领袖”，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权于一身，威望如日中天。连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他给华国锋写信，信起首为“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其中表示：“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话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这种情况下，像恢复高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同意，他根本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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