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从血与火中走过的辉煌长路中，不仅写就了一部战场上敢于胜利、消灭敌人的大历史；而且在战场之下，更擅长瓦解敌人、改造敌人，军事打击与政治工作交融无间，一瞬间雷霆万击与长周期春风化雨相得益彰。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不断获取胜利的秘密。
事实上，较之于气势恢宏的军事打击，政治工作的威力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今天，库叔就来讲讲这一条“战线”上的风云往事。
1
194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位于胶东半岛的山东招远县道口镇一户农家的院门被敲开了，户主姓赵，他见村长送来了一位想在此借宿的八路军战士，赶紧叫醒老伴和女儿。户主的女儿是村里的妇救会会长，叫赵玉芳，二十多岁，中等个头，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机灵的大眼睛。
这位八路军战士非常疲惫，吃完饭倒头就睡。清晨，他突然惊醒，村口传来尖厉的马嘶声——鬼子进村了！
他拔枪想向外冲，但被赵玉芳一把拉住，说你跑不过敌人马队，先在屋里躲躲。躲哪里？赵大爷想把他藏到草棚里一口腌咸菜的大空缸里。但赵玉芳感觉不安全，此时敌人已经在挨家挨户踹门了，外面乱成一团。赵玉芳仍很冷静，她迅速把战士的军装脱下，连枪一起包好，藏起来，然后一把将他按躺到炕上的被窝中，并叮嘱道：“一切听我的，你别说话，实在逼急了，我就说是俺丈夫病了。”
“哐”地一声，门被撞开了，两个伪军端着枪闯进来，赵玉芳一只手压在他的肩头，一只手系着衣服上的扣绊，装作刚起床的样子。一个伪军把枪指着床，问：“什么人，怎么不起来？”赵玉芳从容答道：“俺男人，病了。”敌人上来就要掀被子，吼道：“什么病，分明是八路军装的！”赵玉芳不等他们凑过来，一把掀起被角，嚷道：“你们抓不到八路，就拿老百姓撒气！”这时，户主赵大爷进来，左手一只肥母鸡，右手一把钞票，塞给伪军，解释说：“要是八路还敢躺在炕上？都病了几天了，头烫得很……”伪军接过鸡和钱，骂骂咧咧转身走了。躺在床上的八路军战士，已紧张得冒出一身汗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多次发生。但这个故事，与众不同，出自《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一书，是的，老百姓冒险掩护的这位八路军战士，是一个日本人，他名叫小林清，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1939年作为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一名士兵来到中国，任机枪手，1940年在胶东文登县和八路军作战时负伤被俘。
从“日本鬼子”变成“日本八路”，从异国的敌人变成自己的同志，何等神奇的转变！
小林清刚被俘时，羞愧、痛苦、绝望、一心想逃跑，但他逐渐发现，八路军跟传说中的不一样，不仅不虐待俘虏，还帮他治伤，给他换上八路军的衣服后，把他原来衣服里面的零钱什么的，全部还给了他。在八路军的政治教育下，小林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0年末，小林清和其他日军俘虏，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这里，他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战俘统战学校，1940年10月，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委托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宝塔山山腰创办。学者常改香著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研究》一书，对这所特殊学校有过系统研究。书中写道：
建校的目的：第一，纠正日本士兵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看作“圣战”的错误思想，使他们了解战争的本质；第二，从学生中培养出能对日军进行政治工作的干部。
在延安，日本学员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优待，学校外面没有卫兵看守，学员们课后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学习的内容，包括时事与日本问题、中国问题讲座、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其中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战》书中写道：
“教员们详细、耐心、生动、活泼地讲解，努力使学员们用社会发展的大思维理解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尽量消除军国主义对他们的毒害。”
“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员对理论的系统、深入的掌握，使学员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1941年10月26日，小林清和其他34名日本学员一起，在延安正式加入了八路军。
《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中，小林清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我一直盼望这一时刻早日到来，一连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安稳地睡好”，他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现在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将来还要为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小林清从延安回到山东后，参加过战斗，用机枪猛烈扫射日军。而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到前线喊话，促使更多日军的思想发生转变，从而瓦解其进行侵略战争的意志。
小林清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生活，1994年病逝于天津。
2
1948年12月，吉林九台，刚在长春起义中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民党六十军暂编第52师第一团四连，有20多名士兵叛变，他们相信了“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回东北”的传言，绑架了解放军派来的指导员高汝云，企图再次投向国民党。叛变翌日，他们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区地方武装全数截获。这是著名的长春起义后鲜为人知的一幕。
国民党六十军在1948年10月的长春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成功的国民党整军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但这支庞大的队伍投向解放军阵营后，一度思想混乱，军心不稳，学者陈义风在《百年潮》曾撰文《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记》，文中写道：
“起义后六十军企图逃跑的约有两千多人，企图叛变的有五百多人。在企图叛变的人中，有些是企图杀害解放区来的干部后再逃跑……”
九台叛变事件发生两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白云山鏖战11个昼夜，参加此役的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因战功卓著，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白云山团”称号，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唯一一个获得称号的团级单位。坚守白云山主峰的，就是由国民党六十军暂编第52师第一团四连改编而成的解放军五十军149师447团二营五连（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番号同），浴血奋战的英雄中，就包括了2年前携械叛变的士兵！
五十军在朝鲜打得非常出色，除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外，444团4连被授予“修理山连”，445团8连被授予“英勇顽强连”，450团7连被授予“战斗英雄连”。全军内产生特等功臣4人，战斗英雄2人，大功以上476人。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军所辖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此外，第一个攻进汉城的部队，也是五十军。
读到这段历史，让人不由感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确实有脱胎换骨的“魔力”！
在长春解放70周年之际，《长春日报》曾刊登一系列当事人回忆文章，其中有一篇由长春市民王玉玲口述的《“六十熊”变身“五十勇”——我所见到的在长春解放中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文章写道：
“起义后的六十军，国民党军队的恶劣习气十分严重，在解放区名声很臭。”
“起义后的六十军从长春城内调到九台境内，驻在九台县城周围的各乡，已发生多起闹事情况……例如替被斗争的地主婆喊冤，挑唆被斗争地主到贫苦农家讨要被斗分的东西，还有的直接打老百姓，抢小商铺；县城内也出现他们花‘白钱’强行买食品的事。还有更严重的，在群众开大会时喊反动口号，暗杀‘八路军’派去的干部……”
所谓“白钱”，是指当时“国统区”严重贬值的法币，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不用。王玉玲那时还是个孩子，到六十军的驻地去卖点麻花补贴家用，遭遇兵痞用“白钱”强买。不卖，兵痞们居然连小孩都欺负。
这是改编前的事，半年后，王玉玲看到了另外一幕：
“空场上，几个很整齐的方阵士兵正在操练。有踢正步的，有跑步的，有喊‘一二三’口号的，齐刷刷的。清一色的八路军黄色军装，胸前缝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显赫名签，整齐地扎着皮带，头上全戴着有五角红星‘八一’军徽的军帽，脚上都穿着当时名牌‘大傻鞋’，小腿上缠着裹腿。那阵容，那神情，严肃中带着刚毅和正气，一看就是老百姓钟爱的‘八路军’。看着眼前这支队伍，我真不敢相信就是去年散漫邋遢，要用‘白钱’买我麻花的那伙大兵，真是变样了！”
作家高戈里所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是迄今为止这段历史的最丰富的著述，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对六十军的改造，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全军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实现了团有党委，营有支部，连有小组，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全军采取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相结合，领导启发诱导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对旧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反对封建地方阶级的诉苦运动、思想还家的阶级自觉运动；对最难改造的国民党军官，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的方法，对起义的2714名军官在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热情帮助，生活上关心照顾，采取陆续调学轮训和随同部队一起改造的方式，进行了教育改造，做到量才使用；对混进队伍内的特务、奸细、警察、宪兵、逃亡地主等，实行了坚决清洗。此外，抽调1000多名干部充实到部队，并补充了一批新兵……半年时间，脱胎换骨。
高戈里感慨万千地写道：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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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路军改造日本俘虏、解放军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巨大成就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带来了堪称脱胎换骨、源自灵魂深处的改变？
比如，“日本八路”今野博，毕业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社，1944年春天不幸被俘，起初一直不开口，敌人以为他是哑巴，后来知道他是日本人，带他到城里，由日军看押、审问，但不管敌人怎么拷打，他都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驳斥，并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去！”他被日本宪兵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牺牲在抗日一线战场上。
又比如，起义之初的国民党军队，对改造多有抵触，甚至叛变，但经改造后，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过去决裂，心甘情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英勇作战，九死而无悔。一些起义将士，一直在申请入党。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经88岁。
是什么力量带来了改变？
人的解放！
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把他们从“非人”变成“人”，再变成拥有革命理想信念的“超人”。他们经历了这个过程后，刻骨铭心，深入灵魂，再难忘怀。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还有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由日本学员们讲他们自己亲眼目睹或经历过的日军暴行：虐杀俘虏、轮奸妇女、活埋平民……讲着讲着，许多日本学员就痛苦流涕，深刻反思。《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研究》写道：“（学员）在一边听和一边说的过程中，了解了日本的行为、动机、罪行等，深刻认识到日军的本质，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真正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打心底感谢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给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则侧重于揭露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中所受的阶级压迫。
新中国开国少将徐文烈，云南宣武人，他是解放军杰出的政工干部，在对以滇军为主的六十军的改造工作中，居功至伟。徐文烈发现，刚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效果甚微。徐文烈等政工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2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但是，对乡镇保甲长及地主恶霸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台上人讲着讲着，嚎啕大哭，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有些人甚至哭得晕厥过去。《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写道：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过的确实是非人的日子。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显示，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他们的家人，也是备受欺凌：原六十军有一位新兵跑了，连长便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相比之下，共产党对待士兵的态度又是怎样？
习惯了唯命是从的国民党起义士兵发现，解放军官兵一致，居然有士兵委员会，让大家选举，不会写字，就用黄豆投票；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伙食尾子”，是毛泽东、朱德当年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的创举。
“九台叛变事件”中的当事人，被缴械后进了监狱，指导员高汝云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当了排长、连长。这也才有了两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中坚守白云山的英雄壮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任何旧军队的区别在于：这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这不是一个以人身依附、关系纠结而成的军阀武装，而是一个用政治纲领和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需要的是有人格尊严、知道“我是谁”、“为谁而战”的革命战士，而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知道盲从长官的“奴才”和“炮灰”。
《心路沧桑》一书中，引用了国民党军队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的遗言：
“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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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改造自己，自己足够强大，才能改造敌人。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部队在转移中，逃跑成了公开现象。
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如何缔造一支崭新的军队。
因此有了三湾改编，有了古田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军队铸入了党的理想信念，赋予了政治力量，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围剿”的惨烈，万里长征的磨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残酷，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困苦，解放战争初期敌人数量与优势装备的重压，抗美援朝战争时对方挟海陆空立体优势扑面而来的腾腾杀气……天大的困难，都未让这支军队畏惧。
理想信念大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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