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提示我读一下韩少功的《文革为何结束》，然后脸上挂出诡异的笑容。我读过以后方明白他笑得不地道，他是知道我写过肯定文革正面价值的小说，他的意思是人家是这样解释正面价值的，是讨好主流的另一种方法，我应该好好学习。对文革这一历史现象每个人都有权力作出自己的研判，至少韩少功作为一个严肃作家，没有放弃责任。而且他也认为，说文革是“权力斗争”+“全民发疯”于理不通，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文革发生时韩少功年纪尚小，对历史过程了解得比较粗糙，所以他理念判断多于事实判断，逻辑指认大于历史指认，人云亦云又过于草率。我当然不是说没有亲身经历就不能发言，事实上作为个体是不可能亲身经历所有历史过程的，但既然要发言至少要把基本事实搞清楚。文革为何结束？首先应该回答文革是怎么结束的。这在不同的人群，客观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大中专学校，以红卫兵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结束于1968年。当下对文革的控诉，主要指责对象就是这一群体，即红卫兵。所谓的抄家批斗、私刑逼供、破四旧毁文物、搞“血统论”等等，也主要是发生在这个群体中。有当事人出来“代表”红卫兵道歉，也属于这个群体。作为一个经典形象的女红卫兵抡皮带打人，更是指这个群体。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从有据可查的史料中很容易得出结论，大专院校的毕业分配工作发生在1967年秋，中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开始于1968年秋。也就是说，作为最受诟病的文革参与者的主体人群在1968年以后基本上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聚积地。个别留在原地的不能说没有，大多数人总是没有参加“动乱”了吧？所谓“十年浩劫”中的主体人群至多可以算上参加了两年时间。对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是否“浩劫”，他们为何造反，大多数研究是刻意回避的。在社会上，以工人、机关干部为主体的文革，结束于1969年。以中共的九大召开为标志，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恢复了社会生活秩序，以“三结合”为特色的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大多数被“夺权”的老干部陆续回到领导岗位。个别受批判审查的干部虽然还有，毕竟已是少数。而工人、机关干部为主体的造反派基本上通过“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等运动受到了整治，即使有个别人还留在革委会理充当“群众代表”，也是凤毛麟角。“十年浩劫”中的这部分人群充其量活跃了三年，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控诉了三十年。加上后来的“清理三种人”，涉及的人员超过1000万，影响远远大于1957年的“反右”。在农村，县城里的文革结束于1968年，其情形与中小城市差不多。之所以很快结束，是因为要接纳近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人民公社以下的广大农村，以“动乱”“瘫痪”为特征的文革几乎一阵风就过去了，旧有的领导体系依然存在，只是干部的头衔改变了，一律叫“主任”。否则很难解释知识青年的安置和组织，以及后来每人300元的补助。笔者1968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知道农村的真正矛盾是以争地争水争肥为内涵的，所有文革口号不过是外包装。在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教文卫等单位的文革，结束于1972年。以“三支两军”的结束为标志，解放军对科教文卫等单位的“军管、军训”全面撤出，意味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失败。即使有知识分子把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当作迫害，满打满算也不过六年。何况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时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也随单位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还与普通服务员发生恋情。最近常有领导人逝世、及其纪念活动的文告中，有“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表述，也将“五七干校”作为一条事实。群众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每被迫害一次职务便升高一次？世界上有这样美妙的迫害吗？事实上，中共的十大以后，重要新闻的通稿中都已经把“坐在毛主席左边的是……坐在毛主席右边的是……”作为一种标准语态。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革已经结束，中共高层已经默认分歧，要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胜利了。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层，文革结束于著名的1976年。这次结束的标志是个模糊概念：“粉碎四人帮”。从已披露的资料看，控诉者津津乐道的价值观统统没有，既不讲宪政民主，也不讲程序正义。最终给“四人帮”定的罪名是，迫害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控诉者的意图似乎是要捍卫毛泽东和文革的，但却真正结束了文革。以上使用的资料都是政府公开发布，上网可以随便查阅的，相信韩少功不会不知道。那么韩少功为什么还要提出“为何结束”呢？因为他想反证结束的必然性、合理性。他指出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两条原因，一是新思潮的诞生，二是旧营垒的恢复。他是想说，民意如此，官意也如此，以证明自己与主流宣传大体一致，口径不同而已。反极权，是他的理念内核。他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他认为，只要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就可以准确有力地批判文革了。问题在于，他说的新思潮不过是100多年前的启蒙旧货，他说的旧营垒也正是文革的政策之一（团结两个95%），而他忽略掉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如此反思怎么能说服人？“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只能说明是理论的失败，是不敢争论。这也是当下一些权贵精英害怕文革再来的真正原因。因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历史条件，当时仅仅是个苗头，还局限在上层的思想争论中，包括笔者在内的普通民众还看不清楚，今天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关于文革的研究，官方“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因为细了，每一阶段的是非曲直旁观者不难分辨。比如：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初期为什么要向大中专学校派工作组？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批判？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究竟发生在哪些人身上？这些工作组究竟在全国抓了多少小反革命小右派？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动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文革结束时为什么要单独给“联动”平反却否定红卫兵的整体？这些疑问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它的答案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不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贯穿文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每一阶段发生的故事都与这条主线相关。今天围绕文革发生的争论、围绕改革发生的争论依然与此相关：即中国要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文革研究的话语权争夺也同样与此相关：中国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问题的争论放在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中就看得更加清楚：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避免国家灭亡的继续；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冷战的继续；是国际资本侵略殖民瓜分世界的继续；是文明或野蛮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是普通老百姓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继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是个世界性命题，毛泽东思想是全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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