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阅历培养气质,还是气质决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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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有一个浪荡不羁的游侠,所作所为和中国的侠客文化毫无违和感。
所以文章的标题,也不算标题党......
毛泽东的绿林侠客生涯,开始于1927年。
那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21人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怼了一顿陈独秀,说他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放弃领导权,导致大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然后便开始说自己的观点,包括大地主占田以50亩为限、把土匪当作兄弟等等。
最著名的就是那句话了: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天后,瞿秋白主持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有人提议把湖南的工农武装编成一个师,配合南昌起义部队攻取广东。
毛泽东当场起来反对。
他说大家不要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很重要啊,我已经起草了一个计划,就是在湖南组织一个师,占据五六个县,有一定基础了再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哪怕失败了也不能去广东,而是要上山。
也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想好以后的路了,他要放下书本,拿起枪杆子,和中国历史上反抗暴政的绿林豪杰一样,向那个貌似强大的政府宣战。
所以瞿秋白让他去上海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一个月后,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正式投身绿林。
所谓绿林,其实就是江湖,在中国的文化里,绿林豪杰和江湖侠客是一个意思,都是反抗强权、劫富济贫的猛人。
他们往往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被所谓的“正统”接受,属于扰乱国家治安的刺头,历朝历代都想用招安、围剿的办法,扑灭这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但是毛泽东觉得,和绿林交朋友,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了。
1964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的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关锋等文人谈论哲学问题,他们得出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哲学家和教授们,都快不食人间烟火了,除了埋首故纸堆,什么事都不关心,结果就是理论和实际脱节了。
于是毛泽东要动员哲学家、教授、学生们到农村工厂去,看一看庄稼是怎么长的,人是怎么干活的,只有如此才能学到东西。
“农村工厂的条件艰苦,但无非是感冒而已,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什么时候快病死了就回来,反正以不死为原则。”
他还说起自己的亲身感受:
“年轻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还在学校苦读七年,人到中年参加革命了,却发现学校的知识根本用不到。只知道革命二字,到底革什么,如何去革,完全不懂。”
后来革命成功,基本都是在绿林琢磨出来的。
所以毛泽东特别回味那段时间:“什么北大、人大,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如果大家了解历史,就知道定鼎开国的领袖们,都有一段剑走偏锋的绿林游侠生涯。
比如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仗剑千里,跑去魏国投奔信陵君,到了魏国发现信陵君已经去世多年,才回到沛县故乡。回家之后,刘邦也没有努力工作,而是“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唐太宗李世民,不到20岁便“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明太祖朱元璋就不用说了,端着寺庙发的讨饭碗云游四方,结识了不少绿林好汉,25岁为躲避抓捕,直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反抗暴政的真·绿林英雄。
即便是斯大林成为国际共运领袖之前,也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暗夜君王,专门用绑票和威胁的办法,给列宁同志筹集革命经费。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毕业的乖宝宝。
毛泽东说毕业于绿林大学,在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实在太正常了。
虽然他是开国领袖,但这一点我们也无须讳言,毕竟有绿林侠客经历的刘邦和李世民等人,照样建立了威名赫赫的伟大国家,年轻时的绿林生涯,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耀。
那毛泽东的绿林侠客生涯,学到些什么东西呢?
我以前没有理解绿林的意思,看到毛泽东说了一句“老粗出人物”,便以为他有反智倾向,绿林侠客也只是敢打敢冲而已。
但是总觉得不对劲,因为毛泽东就是读书十万卷的哲学王,怎么可能言不由衷的反智?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嘛。
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不论是老粗出人物,还是绿林大学,归根到底都是训练大脑处理危机的肌肉记忆。
肌肉记忆指一旦肌肉受到专业训练,便可以牢记一辈子,不会轻意忘记这种状态。
而且训练的次数多了,会形成一种本能或者条件反射,不需要大脑指挥,也能迅速做出最正确的动作。
对于某种状态或者某个动作,有没有肌肉记忆,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毛泽东在绿林大学,正是经历了这种专业训练。
青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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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没有经过绿林大学训练的业余选手,是如何处理危机的。
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做的事情都有明确规范。
比如刚生下来,就要按照规定接种疫苗,稍微长大一点要上小学直到大学毕业,而在求学的20年里也是按部就班的。
什么时候上什么课程、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内容,都是按照教育部规定安排好的。甚至学生违纪要开除,考试成绩差就不能升学等等,也有明文规定,天王老子都不能违反。
再长大一点要求职了,你的学历能找到什么档次的工作、收入多少、能找到什么样的伴侣等等,也是不能明说却有严格标准的潜规则。
在规则明确的太平盛世,本科生往往干不过博士生,穷苦博士生拼不过豪门子弟,这才是太平盛世的常态。
也就是说,社会的各种确定因素,已经设计好了我们的一生,基本上不会遇到非常态的危机。对于个人而言,最大的危机无非是生老病死穷。
除此之外,大部分人需要处理的危机非常少,便不可能形成处理危机的肌肉记忆。
于是有些人在遇到老婆跑了、合伙人携款而逃的危机时,瞬间就抓瞎了,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出现危机以后,到底该如何处理,并且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在绿林江湖,以上所有的规章制度全部作废。
再也没有人劝你努力读书考大学,钱包被偷也不能报警,甚至在路上遇到敌人追杀,你也找不到帮手,能不能活下来全靠自己的能力。
毛泽东进的绿林大学,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斗兽场,每天都有新的危机,稍微处理不好,就没有以后的事了。
犹如走钢丝一样,毛泽东必须集中全部精力,走好前进的每一步,小心翼翼的保持平衡,才能一步一步的向终点靠近。
说这些话,一点都不是开玩笑。
比如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吧,上司下达的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
但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师长余洒度不听毛泽东命令,擅自释放敌方的保安队长李成荫,并且向毛泽东要部队的指挥权。
毛泽东是前委书记,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全部行动,结果麾下的军官不听命令,他却没有处理的办法。
这就意味着在绿林江湖,“军人服从命令”已经作废了,根本不能用以前的处理方式,来处理眼前的危机。
什么是正常的处理方式?
按照蒋委员长的作风,直接枪毙拉倒,可毛泽东要是枪毙了余洒度,你看看那些军人会不会继续听命令。
直到起义失败,部队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在三湾村改编部队,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才在规矩崩塌的绿林江湖,重新建立起一套规矩,处理了秋收起义的危机。
当然,半个月后余洒度就跑了。
再举一个处理危机的例子。
1930年,某些苏区领导人觉得,大量“AB团”混进革命队伍,造成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次彻底改造。
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充当和事佬,说一些“大家都是兄弟”的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则你又知道该如何处理?
退一万步讲,你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那你能下“抓人杀人”的决心吗?
一旦你下不了决心,那么背锅的一定是你。
要知道政治是残酷无情的,但凡有一点犹豫不决,整个革命队伍都要受到重大挫折。
你说大家都是兄弟,可要是真的有敌方特务混进来呢?
要想保存力量走向胜利,必须把所有危险扼杀在萌芽中,正所谓大仁不仁。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没得选。
所以毛泽东作战回来以后,听了汇报,就认可了肃清的方案。
后来在行动的时候,还是出事了,江西那边的人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他写给古柏的信,分别送给朱彭黄,说他们也是肃清目标之一,并且宣布脱离前委领导。
这是专门针对毛泽东的行动。
幸好彭德怀收到信以后,直接去找了毛泽东,说清楚其中的原委,才避免了一场误会。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革命队伍的严重危机已经出现了,不管对于个人还是队伍,一定要妥善处理。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该怎么办?
后面的处理结果就不多说了,大家想了解这件事,可以百度一下富田事变。
这就是绿林江湖。
毛泽东这种在绿林生存几十年的人,可能遇到的每件事都是希望,而每件事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如何引导事情的走向,并且消除隐藏的危机,属于生存的必修科目。
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训练,毛泽东对危机有非同寻常的感知力,并且积累了应对危机的无数工具,这就让大脑形成处理危机的肌肉记忆。
而这种处理危机的肌肉记忆,再加上他读书十万卷的渊博知识,便形成了对世界的精准判断力。
我们读毛选就知道,他做出的判断,从来没有不准的。
而那些苏联回来的秀才们,最大的能力是背理论。
他们不愿意去了解苏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经过各种危机的训练,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年代,他们都是些业余选手。
这种对危机的分析、判断和感知力,再优秀的学校也教不了,只有亲自走入绿林江湖,才能真正感受到。
类似于很多人都知道健身动作,却没有一身雄壮的肌肉。
因为肌肉是日复一日磨练出来的。
而经过残酷训练的毛泽东,则成为问鼎世界冠军的专业运动员。
结果就是秀才们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错的,毛泽东的每一个判断都是对的,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这还用说么。
红军各级指战员,哪个不想跟着对世事了如指掌的统帅,从胜利走向胜利呢?
其他开国领袖的成才之路,基本也是如此。
相比他们处理危机的本能来说,在太平环境成长的高富帅像个傻白甜,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秦末乱世崛起的六国贵族们,最终让位给刘邦、项羽、英布和彭越之类的乱世枭雄。对世界心存幻想的张士诚,输给“做事就要做绝”的朱元璋。列宁同志身边的理论家们,最终都败给暗夜君王斯大林。
每一个绿林大学毕业的大侠,都有一套独特的成功秘诀。
用这种能力来处理危机,就像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在《水调歌头·游泳》里写下的词句一样: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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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哪怕能力再高,剑客只能成为土匪,军人只能成为军阀,政客的上限则是张作霖似的乱世枭雄。
他们都成不了平定天下的千古伟人。
因为绿林大侠必有精神追求,大政治家必有情怀,事实上任何事业能做到极致,最终的推动力一定是情怀和理想。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下过一个定义: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意思就是,现在的游侠啊,虽然主流社会不太认可,但他们的承诺一定能做到,而且为了扶危济困,不惜亲自犯险。最后事情做成了,也不会到处宣扬功劳。
总结起来就是四点——不怕牺牲、扶危济困、说到做到、功成不必在我。
《史记》是中国最基本的文化底蕴,而司马迁的很多观点,也早已浸润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所以不是仗剑杀人的才是侠客,只要符合以上四个标准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大侠。
中国人的侠是一种精神追求,而这种精神追求和中国最高尚的道德要求,完全可以无缝对接。
可以说“侠”就是中国道德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仗剑杀人,无非是武侠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如果不怕牺牲、扶危济困、又不在乎功名的人进入政界和军界,又何尝不是官侠和军侠?
武侠用剑,军侠用枪,官侠用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让世界更公平一点,只是手段不同罢了。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绿林大学毕业的毛泽东,不仅在肉体上做过侠客,精神上也是真正的大侠。
他在年轻的时候见到世界地图,首先想到的便是韶山人很痛苦,有的挨饿、有的挨冻、有的没钱看病、有的交不起地租被活活打死。
小小的韶山就如此痛苦,这么大的世界,到底有多少苦难的人啊。
于是他立志改变世界。
多年后,学业有成的毛泽东遇到共产党,认识了同样立志改变世界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此外还有无数共产党员。
他们在改变世界的路上,有的活下来了,有的牺牲了,唯一不变的是救中国和救穷人的初心。
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可以是共产主义理想,可以是中国天下为公的情怀,也可以是赴汤蹈火扶危济困的侠客文化。
百川归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毛泽东和同志们创建了红军,并且把那些高尚的道德,告诉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战士们。
红军战士们可能不懂马列主义,但他们一定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毕竟这些东西在戏文和评书里,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道德,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
所以红军战士走到哪里,都会给穷人分田地,帮老大娘的水缸添满水,聂荣臻的部队遭遇灾荒,也要把附近的榆树叶留给老百姓吃,自己跑到更远的地方找食物。
可能自从记事起,老百姓就知道开封有个包青天,也知道有一些专门劫富济贫的大侠。
可活了大半辈子,谁都没见过青天老爷和大侠,到底长什么样子。
但是现在,他们见到了红军。
那么在老百姓的眼里,红军战士就是活着的大侠,红军就是侠客组成的军队。
而毛泽东就是劫富济贫的侠客领袖。
也只有“为国为民”的绿林大学毕业生,才能超越其他同学,成为改变时代走向的千古伟人。
油画《红军医生龙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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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绿林大学的艰苦磨练和高尚情怀,彻底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气质,我觉得应该是——轻松。
对,就是轻松。
他们平时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既不讲究衣食住行,也不在乎什么人际关系,常年我行我素。
反正我这么牛逼,大家都会围绕过来的。
比如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打江山的时候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哪怕做了皇帝,照样骑在大臣周昌的脖子上撒欢。
其他皇帝都要摆架子,可刘邦表示,老子就这样,你能奈何?
毛泽东也是。
穿衣打扮的事情,从来和他无缘,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就是睡衣外边套着大衣,甚至在留下的一张照片里,他连鞋都穿反了......
说白了就是不在乎、无所谓,表现的特别轻松。
但是他们这种人一旦做起事情来,却又雷厉风行,不达目的不罢休。最终每个困难都解决了,横在前面的敌人也都趴下了。
在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之间,切换的非常流畅。
这种气质在诗词上特别明显。
刘邦征讨英布叛乱之后,返回沛县故乡,召集父老乡亲们喝酒,亲自上台击筑唱歌,歌词就是流传千古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堂堂皇帝亲自敲着乐器唱着歌,这份豪迈的气度,不用多说了吧,古今中外能做到的领袖屈指可数。
要是不看时间的话,还以为刘邦是豪放派诗人呢。
毛泽东也说过,最喜欢李白、李贺和曹操的诗,因为他们的诗都有一种尽兴而歌的意思,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口味。
李白在《送友人》里写: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毛泽东就在《贺新郎·别友》里化用成“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里写到: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改了一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曹操征讨乌桓回师路过秦皇岛,写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1700年后毛泽东去北戴河度假,想起曹操便写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隔着千年时空,文人毛泽东向他们致敬呢。
而李白和曹操,都有仗剑游侠的人生经历。你很难说,不是相同经历培养出来的相同气质。
或者说,他们原本就有这样的天赋气质,才走上类似的人生道路。
反正杜甫这样的文人,往往含蓄内敛,不可能说出太张狂的话。
但是刘邦敢说“大丈夫当如是”,李白说“我辈岂是蓬蒿人”,曹操说“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毛泽东敢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话里话外都有一种轻松和无所谓。
非常有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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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八届七中全会,并且做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总共提了十六个问题。
结果说着说着,他就给跑题了。
他向参会的同志们说,想和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文学家组队,骑马沿着黄河而上,一路走到昆仑山,再到猪八戒的通天河看看。然后翻到长江,再沿着金沙江走到崇明岛。
这么走下来,几万里路程都不止,平常人想想就算了。
但是毛泽东却说:“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如果不是主席,我相信他真能做得出来。
那年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但在骨子里,依然是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绿林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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