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思想发展简介（上）：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真正的铜墙铁壁

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 

监工的父亲很严厉，有“读书瘾”的少年，只能在干农活的间隙或深夜，拿出心爱的书籍，一页页翻看。

虽然心思不在农活上，但他并不因此而耍滑头，总是按时足量干完农活后，再找机会读自己能找到的一切书籍。

一如在私塾学习时，虽然极其爱看小说，且对先生的教学方式有意见，但并不影响他把先生所教的古典课程都学透。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坚定的基础。

少找借口不消极，创造条件做实事，是他从小就有的底色。

在边务农，边如饥似渴的阅读自己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期间，爱思考的少年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中国的小说和故事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这是怎么回事？困惑不解的少年，问了当地许多有文化的人，也没找到答案。

这时，父亲毛顺生打输了一场官司。在一块山林纠纷中，本来对方是没理的，但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由此他开始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官司。

父亲思想的转变，使得少年避免了一辈子“家里蹲”的命运。而华夏民众苦难的结束，也因此提前了很多年。

1909年秋，少年复学了。

复学后的少年，继续思考困扰了自己两年的疑惑。在学堂研读了更多史书，同时了解“长沙抢米暴动”和“心目中第一个农民英雄——彭铁匠”的故事后，学思并重的他找到了答案：书中颂扬的那些人都是统治者，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控制着土地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自己是不用劳动的。 

这是16岁少年的答案，也是后来大力发展“农民运动”，“依靠群众，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思想的种子。

为农民而斗争，在十几岁少年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迹。可是，包含农民在内的国民，与执政者是什么关系？

1912年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19岁青年写了一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

文章里除了肯定法治外，着重描写了“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的论点。这时的青年，依旧处处体现着书生意气，尚不能将自己的思考与实际实践深入结合。

对这一点，我们是能理解的。不像从小就在大城市的同龄人，时时接触着于新时代的动向、思想和科技。

从走出韶山冲到湘乡县城，从湘乡县城再到大城市长沙，少年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当他在1910年听到慈禧和光绪归西时，那俩人去世已经两年。

纯粹的乡村生活，让青年体会到人民的不易，在他心里播下向善的种子。但也遮蔽了真实世界的另一面。

这一点，在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见时也有体现：“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岁的青年依旧需要成长，19岁的青年也从未停止过成长。

借助大量的阅读，通过跟良师益友广泛探讨交流，凭借多次组织领导学生和工人运动，甚至手无寸铁化解荷枪实弹的军人队伍掠夺校园的危机……多次往返于长沙、北京、上海的青年，摆脱了对时代一知半解的懵懂，挣脱康梁偶像的束缚，跨越了无政府主义和过于理想化的干扰，纵身投入大革命的浪潮。

补上短板的时代弄潮儿，辗转于湖南农村、长沙广州等城乡之间，逐渐于实践中总结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装备了这一指导思想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后，拒绝组织安排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七分虎气三分猴气”的性格特征，仿佛就在此刻定型。

之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再到中央苏区，从未停止过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土地革命生活，不仅仅让领袖及其战友看到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更唤醒了早年就已存于少年内心，那种固有的对贫苦民众怜爱的种子。

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成型，生根发芽的种子长成任何狂风暴雨也无法撼动的参天大树。

1934年1月，面对来势汹汹，倾蒋介石全国兵力的第五次“围剿”，早已被排挤出决策圈，话没人听，破敌计谋没人用的主席，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深入调查，为“反围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7日这天，他带着《长冈乡调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提出要着重关心群众生活，并注意工作方法。

对包含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与群众实际生活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列为共产党人要注意的事项。

同时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后来，这个会议报告被《毛泽东选集》录入，题目就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至此，军民、党民鱼水情的关系，被清晰确定，并贯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