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事件前后：关键人物浮出水面-中华纪事-驾驭美好

一

这件事性质要多严重有多严重，情节要多恶劣有多恶劣。难怪昨天连上七个热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孩子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教材出问题，那是最不可容忍，不能原谅的。

看看网民从这些插画中发现了什么？兔女郎、纹身、性暗示、星条旗服饰、错五星......这哪是审美标准问题？也不是人教社回应的什么“画法画风”问题，更不可能用失误解释这么多性质如此严重的问题集中出现。

这是一次典型的意识形态渗透，直接渗透到了我们孩子的教材，而且是以最肆无忌惮、以最没有底线的方式，把那么多令人不齿的内容，直接渗透到一个国家价值观塑造系统最核心的教材，渗透对象还是最缺乏辨别力和判断力的小学生。他们连我们的孩子都不放过。

教材出问题，影响的是亿万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从他们进入学校开始，他们的价值观和性格塑造，就跟课本产生了最直接的联系。

带着这么多严重问题的插画，竟然能够通过理应最严格的教材审核程序。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就是发生了。而且，问题插画教材，从一年级涵盖到六年级，于2012年或2013年审定后，一直用到今年才发现插图的问题。

九年时间啊，这些插画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多少学生，想想就脊背发凉。

二

教材出问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最晚从2005年开始，中小学教材就多次成为社会争议不断的热点。

2005年，《狼牙山五壮士》从上海二期课语文教材和人教版的语文新课本删除，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对此，上海市教材编写组主编徐根荣是这么回应的，“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新课本中删除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狼牙山五壮士》所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从时间上来说也存在距离，学生的生活环境与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文章也越来越难勾起年轻的老师们的共鸣。”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是，《狼牙山五壮士》并没有从课本中删除掉，只是从小学五年级课本调整到四年级自读课本了。

2006到2007年的人教版语文课本，又有一批红色经典退出。其中，就包括影响了多少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于这篇文章被删除，“凤凰网”以“令狐补充”为作者写了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撤出课本是明智之举》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宣教的产物，有着深刻浅显的时代的烙印”“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继续向青少年灌输陈旧过时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孩子们的心智发育难免有负面影响。”

2009年人教版新教材，删除的不只是红色经典，鲁迅的文章数量也在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多篇作品不见了。由此，“鲁迅作品淡出教材”的争论不下，还成为2013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等单位发起，评出的“十大语文教育热点”。

2009年两会，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建议红色经典回归课本：“还记得《朱德的扁担》吗？这曾经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课文；曾经教育了很多人的《星火燎原》丛书，曾经有36篇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但目前只留有《飞夺泸定桥》一篇在教辅教材里……”

红色经典从课本消失，与当时中国舆论界思想界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形成了呼应。

最近十年，随着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力度加大和最高层的重视，教育界也开始强化革命传统教育，2018年，《狼牙山五壮士》、《朱德的扁担》、《小英雄雨来》、《黄继光》、《王二小》、《为人民服务》等一批红色经典回到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

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出现在全国统一使用教材语文七年级下册。

《狼牙山五壮士》从消失到回归课本用了九年的时间，《谁是最可爱的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但教材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2019年，有网友发现，小学语文课本里面的外国人形象比重很大，而且，外国人的插画形象往往是正面的，而负面的内容则更多与中国人的形象相联系。有人以小学二年级上学期语文课本为例：“第7课《一分钟》元元同学贪睡迟到，插画是中国的孩子形象。第14课《我要的是葫芦》，讲中国古代人比较笨。第19课《蓝色的树叶》，通过中国小朋友画画的故事，暗示中国人小气。第22课《窗前的气球》，一个外国小朋友生病，同学们来看他，给他升了个气球，让人感觉到外国小朋友很有爱。”（内容参考《为什么教科书的老外那么多，貌似那都比华人形象好呢》，下同）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课本，《动手做做看》讲英国佬怎么有求知欲，《爱迪生救妈妈》讲美国佬怎么聪明，故事还是假的。《画鸡蛋》讲了意大利佬怎么刻苦学习。《寓言两则》里面的拔苗助长和守株待兔，都是中国人的形象。”

网友总结，讲中国人缺点的一大堆，讲外国人缺点的，一个都没有。

三

以前社会更多关注语文教材，没想到，他们连数学教材都没有被放过。以前更关注课文内容，没想到插画也被人家盯上了。

这次的教材插画问题，性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严重。这一次不但是在体制层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种自我贬低，而且，还有性暗示、性暴露这样严重违反道德底线的问题。

教材出问题，影响的是亿万学生。尤其对处于儿童时代的学生，课本的影响会持续终生。

我个人到现在还清晰记得我小学第一节课的内容和插画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虽然记忆力随着年龄会减退，但小学课本很多经典的插画和内容，记忆至今都不模糊。对于国家的最初认知，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就是从课文开始的。一个细节，都会是终生的记忆。

台湾和香港的教科书问题，给当地青年的三观塑造形成了多么可怕的影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

上世纪80年代，一股去革命化、告别崇高的思潮，席卷了大陆，影响了几代人，以至于产生了很多崇洋媚外的文化和知识“精英”。他们受西方影响，不但否定我们的制度，贬低我们的文化，而且作为黄种人，竟然有一些人接受并信奉“白人至上主义”。

这些因素在这次插画事件中都能找到。比如，对国旗故意画错，带着红领巾的小孩带着诡异的笑容、身着星条旗服饰的孩子......有的人还从中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军事符号元素：

四

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给人教社数学教材配了这样的插画，绝对不是什么审美标准问题。吴勇本人曾作为导师，指导汕头大学的学生写了一篇硕士论文《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探究》，其中有一句话，可以解释插画问题的思想意识根源：“相比起美国、日本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设计而言还落后很多，不是因为我们的插图设计者绘制不出高质量的教材插图，这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制度。”

好家伙，这要没有制度约束，他还能把教材插画画成什么样？

公开资料显示，吴勇，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创始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曾在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万能的网友还找到了1999年1月的一份采访记录，发现吴勇1998年从中青社“下海”办工作室的一年内，就拿到了瑞士诺华公司、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订单，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一个初创的工作室，这么快就得到国际机构的青睐，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明德等博主还扒出了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设计师吕旻的背景。他的父亲吕敬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有人称他为书籍设计的“泰山北斗"。吕敬人和吴勇都曾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1996年，吕敬人和吴勇以及其他二人，还共同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吕敬人和吴勇后来都成立了工作室。

吕敬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身份：统编教材的艺术设计总顾问。在一次采访中，吕敬人说了这么一番话：“审美文化是从哪儿开始的，实际是从小孩开始的，但是我看到了现在的教材，它的审美就相对欠缺一些，所以征得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的信任，我参与到十三五的中小学教材的工作。”

吕敬人从2011年接手统编教材的设计工作，一共做了十年。他自称，最初的时候，是他“召集了国内设计界很优秀的一批设计人才，比如赵晓翔、吴勇......”

事情就很清楚了。这些问题插画虽然是吴勇工作室出品，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吕敬人。作为艺术设计总顾问的吕敬人，很清楚审美是从小孩开始的。所以，他在担任艺术设计总顾问的小学总编教材编写过程中，他的前同事吴勇创办的工作室，不但得到了为教材创作插画的机会，还顺利通过了教材的审核。教材插画审核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吕敬人。

网民一直奇怪，为什么问题插画能够通过审查，现在答案有了：创造插画和负责审查的关键人物都是自己人。可见，吴勇工作室的插画符合吕敬人要给中国孩子传播的审美标准。按常理，这么重要的插画，从开始策划就不太可没有吕敬人的作用。何况，设计师团队里就有他的儿子吕旻。

吕敬人还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教材插画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他坚持了自己的观念。吴勇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取向，应该受吕敬人的影响，至少他们之间不会因此有什么冲突。吴勇指导的那篇以 " 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画 " 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也对自己插画很肯定，称 " 更显活泼，更符合儿童气质 "， " 画面精美程度媲美商业绘本 "。

教育事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教材的意识形态安全系数等级应该是最高的。

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这么多年了，意识形态守土有责的责任机制也应该建立起来了，但还是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教材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由此，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系统，被渗透到多么严重。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就有参与教材编写的人，暴露了严重的立场和三观问题。

温立三，1995年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语文课程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2006年前后，温立三曾任人教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主编过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后来又被安排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又被安排回到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

温立三的三观那可真称得上五毒俱全。他不但极端仇视伟人，仇视新中国的制度，还极力贬低中华民族。对西方制度和文明极度崇拜。他说中华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野蛮落后的民族”，“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汉族是“目前世界上最肮脏”、“素质最低”、“人品最恶劣的民族”;他想到美国，感觉中华民族“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他称“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侵略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更可笑的是，他多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写，自己却对中国语言文字都极为排斥：“汉语让我终身陷于文化泥潭无法走向外面世界。”“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道路，民族的命运。被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教化过的亚非拉落后民族，几乎全都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语言在其中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