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还有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亲历者吕岩松讲述。
炸馆后，大家赶紧清点人数，发现缺了4个人：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和使馆武官任宝凯。
已撤离的幸存者，非常焦急地向救援人员指这几个人的住处，希望能尽快去救他们。
但是，使馆内部的煤气罐和汽油还在不停地爆炸，北约第二轮轰炸也开始了，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整个世界都在颤抖，四处都在爆炸，大家不知道该逃往哪儿。
邵云环的尸体首先被找到并被抬出。
后来，因为北约有一次轰炸后紧跟着第二次轰炸同一目标的习惯，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救援人员都撤出了使馆大楼。
许多使馆同志心里非常焦急，不少人在没有任何仪器和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要自己冲到楼里救自己的同事。
其中一个在使馆工作多年的南斯拉夫雇员叫布什科，身背一个氧气罐，爬到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屋子里沿着墙壁摸了一圈，但没摸到人。
当时，楼里还燃着大火，爆炸声不断，情况非常危险。
但就是有这么好的南斯拉夫人，为了救人，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第二个故事，是武官任宝凯的经历。
任宝凯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
大家在医院里和楼里各处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后来，大家不甘心，又把南斯拉夫的救援人员找了来。
经过艰苦寻找，上午8时15分，任武官终于被找到了，他穿着短衣短裤躺在自己的床上。
这时距使馆遭轰炸已经9个小时了。
任武官被抬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但头部受了伤，脸上满是泥土、鲜血和被呛时呕吐出来的白沫。
被救出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一些呼吸。
潘占林大使向塞方求助。
当时，塞尔维亚医疗急救中心，在人手已经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二话没说，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对任武官进行抢救。
在塞尔维亚医生的努力下，任武官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生死关头，先人后己。
塞尔维亚人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友谊，在生死之中，绽放出独特的人性光辉。
所以，中塞的很多故事，都是带着血、泪和人性光辉的。
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在无条件支持塞尔维亚抗疫。
我们支持一个国家的同时，也在平复着自己一段无法抹去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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