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开创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失去生命力了吗？

近日网络上出现一篇文章：《坚持走毛泽东道路的村庄现在都是什么结局了?》，文章列举了华西村、大寨村、周家庄、官桥村、南岭村、航民村、洪林村、兴十四村、阳山庄、南街村这样一些村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村子都比较富庶，老百姓福利待遇都比较高，它们都坚持走集体化道路，都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像南街村、周家庄这些村庄，村子里还都立着毛主席的塑像，它们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它们走的是一条毛主席的道路。

现在人们只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不知毛主席时代坚持的是一种共同富裕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面临着摆脱贫弱落后，实现民族富强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迫切的事情是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7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中国农业与农民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 程 度 的 水、旱、风、霜、雹、虫 的 灾 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与时同时，农村中存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 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 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 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要解决这种状况，就要：

“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1955年10 月 11 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毛主席对大会所作的总结中说：

“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1955年10 月 29 日，毛主席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说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劝大家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1955年5 月 14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具体讲就是平时说的为人民主服务。三国时的孙权、刘备破曹操，万事俱备，就缺东风。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

毛主席为这条共富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5年，他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本书共收录了176篇材料，毛主席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为大多数材料修改或重新拟就了标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本书的编撰，从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到写按语，都一丝不苟，精心推敲。他曾就书名选择致信田家英：“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提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名。毛主席接受了田家英的意见。在这本书里，毛主席热情地讴歌了广大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貌、新气象，他在序言里说：“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其中，他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说：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中说：

“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杜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然而，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不平坦，毕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只看到了少数人的富裕，只看到了剥削和贫富的沟壑，而共同富裕是见也没见过的。诞生在西方的共产主义，诞生在中国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景。因此，当出现了大跃进里的挫折，当三年自然灾害的降临，当共同富裕这个新生事物因为经验不足而摔跤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黄猫黑猫论来了，单干风来了。

1962年7月6日，田家英向毛主席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主席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主席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其实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田家英一个，象陈云等一批中央领导者都想这样干，用这种方式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的产量。但毛主席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他在后来一次会议上批评田家英不修改“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因为根据毛主席自己去灾情最严重的河南、山东的调查，集体制度下的农村形势并不坏，麦收也不坏，秋收比夏收还好，生产形势是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并不是一片黑暗。1962年7 月 20 日，他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针对包产到户问题，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 !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

1962年8月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他说：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时，就单干风这个问题说：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主席在与党内外刮起的单干风进行斗争的同时，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思考，不断完善着人民公社的根本“章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六十条”，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成为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他也认识到，“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需要防范修正主义。他寄望于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活动，达到改造干部的目的。他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这样就能够“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主席的这些担忧，以及他采取的那一系列防范措施，都是非常有远见而且是必须的，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共同富裕就会历尽波折，甚至会中途夭亡，离开了社会主义，离开了集体，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一句空话，甚至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他曾引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 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 新 式 步 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 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指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那更是小惠了， 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那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与共富越走越远。同样，在城市，靠大力发展非公经济，靠奖金刺激，靠高薪养廉，靠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所实现的也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与共富也是越走越远。195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

“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也是共产党人的天然使命。毛主席曾跟蒙哥马利元帅会谈时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因此，毛主席坚定地开创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阶段的限制，毛主席时代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他所开创的道路，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理应践行的方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正确的方向。

1963年，毛主席曾给艺术部门批示：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何止艺术领域，尤其经济领域，哪一个又不是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样那样的咄咄怪事每时每刻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和发展。

既便这样，既便毛主席倡导和开创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受到了长期而猛烈的破坏和冲击，它仍然象不灭的火炬，在遥远的天际燃烧，虽然星星点点，但终究还是会燎原。

那些村庄，他们的实践，顽强而令人敬仰，他们坚守着一种理想，坚守着一份希望，将来照耀丹青的，一定会是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