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方方《关于极左》一文的傻白甜与假大空！

五四青年节的前一天的凌晨，方方在她的微博发表了《关于》系列的第六篇《关于极左》：

此前，方方面对批评方方日记的人，一概扣上“极左”的帽子。方方自称“对政治几无兴趣”，然而，从她几年前的那部小说，到围绕日记争论的各种回应，无不隐含着固有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极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反复套用这个概念的人，能说对政治不感兴趣吗？

“极左”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舆论场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如方方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谁谈阶级斗争谁就是极左，哪怕提这个词的是某个大人物，也不妨碍他们背地里骂一声“极左”，方方更是将自己的反对者一概斥为“极左”。

事实上，方方的批评者中，大多数并不“左”，更谈不上“极左”，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阶级”的真实含义，中学教科书里学习的那一丁点已经被修正过的概念，也早已交还给了老师。

左和右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被用的相当混乱了，但不妨碍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人对这对概念的某些共识：“左”认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斗争；“右”认同资本主义、私有制、选贤与能的精英“选主”，主张阶层调和。这个概括有欠准确，但我相信无论左右，大致还是可以接受这个不太准确的概括。

那么，对照而言的话，方方日记的反对者中，究竟还有多少有清晰的“左派”政治意识，笔者是极度存疑的。所以，当方方骂别人“极左”的时候，她其实应该意识到，不是人家过左了，而是她太右了，绝不是她自我标榜的“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

年轻的朋友们既然被方方扣上了“极左”的帽子，我建议不要浪费了这顶帽子，就好好地学习一下这些政治概念，了解一些历史真相，读一读马克思、毛主席的书，结合自己的切身处境，再去评判“左”对不对。

“极左”这个词在历史上有非常清晰的含义，对于革命群体而言，“极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极左”是方法论层面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的“错误”，简而言之，“极左”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犯了冒进的错误。革命战争年代批判过“极左”，那十年间同样批判过“极左”——当权派甚至借着批“极左”、清理“五一六”，铲除当初整过自己的人；但1967年以后批判“极左”是毛主席点过头的，方向上并没有问题。

那十年结束以后，“告别革命”的风潮起来了，右边得势了，他们不敢称自己右，便把左边的人一概斥为“极左”，一旦扣上这个帽子，就等于这个人被判了政治死刑，因为大人物说主要是“防‘左’”嘛。

那个年代过来的方方，自然会非常熟练地使用这套审判话语，一旦给对方扣上这个帽子，就等于宣判了对方的“政治不正确”，进而失去话语权和发声的机会。

方方说，三年前对于她的小说的批判“不了了之，没有胜负”，事实上，胜负很明显——批判的声音最终因为“政治不正确”被全网清除，直到今天，点名她那本小说，都有被删文的风险。

三年前，批判她小说的人，那是有政治意识的真左，因为那本小说要否定的是土地革命的合法性，这等于要挖新中国的根；随着土地确权、流转的推进，土地革命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负累，方方日记恰恰符合主流的需要，这就是方方被保护起来、而批评的声音被湮没的原因。

如今，她的小说成了内部公知和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围剿中国的工具，但凡有点爱国主义意识的人，无论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只要不是站到帝国主义立场，都应该出来反对。

当然，有些真左出来讲不该批判日记，因为日记“讲真话”，批判日记就是维护官僚主义，这种逻辑也真是够了。革命年代反对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就是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与另两座大山也会有矛盾，但反对帝国主义，并不妨碍反对另两座大山——因为剥削阶级都是一个尿性，那就是对内压迫、对外投降。那时的进步人士能去联合或者利用帝国主义去反对另两座大山吗？确实有这么干的，那还就是当年的某些“极左”和托派……

所以，方方真不该骂“极左”，恰恰应该去团结“极左”为自己洗地。

搞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方方和某些“真左”此前都走向了反面，将一大堆没有清晰政治意识、只有朴素爱国情怀的人推向了对立面。

也许是有人给方方提了个醒，于是方方“觉悟”了，在《关于极左》的微博文章中，将“极左”的概念缩小了，想去分化自己的反对者——“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与极左无关。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你在那里吗？如果不在，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

文中，方方还来了一场阶级立场的告白：“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

武汉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之一，在武汉有很多下岗工人，这些下岗工人是不是必须下岗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方方在那十年曾经在码头上的国营货运公司做过四年搬运工，今天需不需要搬运工呢？当然是需要的。但国营货运公司的存在，就会阻碍私人货运公司起来，就会阻碍私人货运公司的老板先富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营货运公司要管国企工人的生老病死，这样的话哪个劳动者愿意去那些唯利是图的私人老板那里做工呢？于是就要解散国营的货运公司，要国营企业的工人下岗。在方方看来，这就是“社会进步”，这就是“改革不合理体制”；正如她这样的精英人士可以享受某些特权，在她看来天经地义一样。

方方女士没有意识到，青年群体围绕她日记的批判是逐渐升级的，刚开始只是关于照片事件、递刀子，后来则是牵扯到口罩、送侄女、别墅产权等等问题。这届年轻人是很“物质化”，但同样很理性，他们要的就是三个词：

方方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指责“极左”利用社会上的“仇官仇富”心理，可当资本逼着年轻人996、1207，逼着年轻人掏空三代购买力付个首付当房奴的时候，你还能挡得住年轻人“仇恨”为富不仁，跟着“左”边跑，去重新认识毛主席，追随毛主席的足迹吗？

昨晚，B站发布了一条名为《后浪》的视频，近乎谄媚地称赞年轻人赶上了“自由选择”的还年代，不成想B站的年轻人根本不买账，B站up主操刀的一条《前浪》视频，风头迅速盖过了《后浪》。

所以，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当年轻人是傻子，他们已经或正在觉醒，现实教育远比来自“左”或者“右”的说教来的生动。这话既送给方方以及她的公知朋友们，也送给那些一味担心群众被国家主义误导的“真左”们。人民群众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经历过社会主义正反两面的教育，又岂是那么容易被误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