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事件再度升级战争号角被迫吹响：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政治学习的部分，不谈了，有很多内容，大家自己去找，不转了。

动公积金，估计是大势所趋。马路摆摊，也算就业。

本来想写两个话题：海外的读者，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国内的读者，放下身段，准备挣钱。第一个写了7100多字，没时间写第二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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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事情，一点不奇怪，不出事，反而奇怪。

特朗普发的支票用完了，黑人就会出来闹事了。

一群教条主义者，盲目地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套美国黑人的打砸抢，颅内自high，觉得世界革命高潮要到来。

一群stupink，觉得美帝药丸，颅内自high，觉得取而代之的好机会来了。

需要注意，以1992年洛杉矶暴动为例，黑人暴动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要搞什么革命，推翻金融资本的暴政，而是趁机打砸抢烧杀，洗劫商店，短期内改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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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进入非洲以前，非洲部落的生活还停留在采摘渔猎阶段，靠天吃饭，每天的收获有极大偶然性，与运气密切相关，与勤劳程度关系不大，勤劳不见得生活更好，懒惰不见得不能守株待兔。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好歹都能存活。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在非洲并不成立。

与非洲类似，当年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有类似的文化：听天由命，不劳而获，得到机会捞一票。农耕文明的农产品，在他们看来，与草原上的牧草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上天给他们的给养，如果有区别的话，就是草原的牧草可以随便放牧，农耕文明的农产品有人拦着不许他们随便占有。

渔猎采摘也好，游牧也好，两种生产方式和农耕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两者的收获不是来自人工培育，所以都不需要完成从播种到收割整个生产循环，渔猎采摘者与游牧民只需要收割自然产品，他们的收获水平，与收割面积密切相关，那些限制他们收割的事物，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在他们看来，这些限制他们的人，真是可恶。

在匈奴单于及其手下看来，南方的城市，如同一座座上天赐予的装满金银财宝、子女玉帛的宝藏，等待他们开采。他们没能开采的原因，无非是汉人武力凶猛，这就类似某些草场虽然丰茂，但是有猛兽，不能放牧一样。匈奴单于及其手下的想法，不是如何发展生产，与南方进行交换，而是如何使用凶狠和狡诈，克服汉人对他们的收割的阻拦。

如果匈奴可汗穿越到现代，在他的文化看来，琳琅满目的橱窗，如同结满果实的树木，保安和警察则和阻挠他随意采摘的猛虎、饿狼差不多，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用狡诈或暴力，克服猛虎、饿狼的阻挠，采摘到果实。

农耕社会，勤俭致富的文化，至少在草原没有生存的土壤。反过来，不劳而获，使用狡诈和凶残无偿占有的想法，在农耕文化看来是野蛮落后的想法，在原始的草原文化之中，相当流行。

对没有接受农耕文化熏陶、持有相对落后文化的人群来说，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穷困归结为懒惰、没有诚信、受到阶级压迫，而是会归结为自己不够狡诈、残忍、暴虐或者运气不好。

所以，他们改善自身命运的努力的方式，不是勤俭、诚信和反对阶级压迫，而是使用暴力或奸诈，残忍地向更弱的人群开刀——克服困难，收割上天给予他们的果实。历史上，匈奴遭遇灾害的时候，或者，汉族地区国力衰亡，无力防御的时候，也是匈奴最容易南下的时候。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匈奴和农耕民族的道德标准也完全不同。

由于缺少兴修水利抵御外敌等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所以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相反，对他们来说，邻居是可怕的竞争者，因为他们的邻居和他们争夺采摘渔猎的猎场和放牧的牧场。

由于靠天吃饭，生产的不确定性大，所以不需要长远规划，也无法进行远期规划，长远利益虚无缥缈，只看重眼前利益。

由于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在草原地区，很少出现农耕民族若干辈同时生活在一个村庄的情况，缺乏诚信等熟人社会道德标准存在的基础。

至于乱伦之类，更不用说。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匈奴和农耕民族的道德标准格格不入。

礼义廉耻、知恩图报，这些维系农耕社会或更高级社会存在所需的道德标准，对匈奴人来说是多余的，是自缚手脚。对匈奴人的生存环境来说，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毫无心理负担，也是生存下去所必须的行为准则。

农耕民族觉得匈奴人面兽心，翻脸无情，难养易坏，其实，这恰恰是匈奴人克服障碍获得果实的手段和生存的必要条件。

多说一句，许多人不齿吕布的人品。其实，考虑到吕布的出身在胡汉混居地区，匈奴人杀父乱伦是常态的话，就会知道以匈奴人的标准，吕布不应该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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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改变，也会影响文化。但是，如果落后文化在先进社会之中仍有其存在的空间，那么这种落后文化就可以幸存下来。因此，一个人群脱离原有的生产基础后，文化的改变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

经济基础变化后，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会产生相应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漫长的渐变的，需要若干代人的，接力完成。

期间，如果现代社会存在落后文化的生存空间，这种文化自然可以幸存下来。比如，如果草原的道德标准和流氓无产者的道德标准基本吻合，现代社会又有流氓无产者存在的空间的话，那么如果匈奴穿越到现代，他们的文化自然在流氓无产者的空间中存活下来了，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也会因为习惯的惯性，主动选择采取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就如同在现代社会，虽然没有草原上那么多粪便和死尸，但是存在垃圾堆，原先生活在草原上的食腐动物，比如苍蝇、蟑螂、老鼠之类既不会发生进化，改变生活方式，也不会被淘汰，甚至可能因为现代社会垃圾数量巨大而蓬勃发展，种族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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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草原上的匈奴类似，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对他们来说，勤劳未必生活富裕，奸懒馋滑、凶险狡诈、鲜廉寡耻、背信弃义，未必活得差。他们偶尔打零工，更多时候则靠坑蒙拐骗、男盗女娼等手段谋生。打零工是偷窃、抢劫、诈骗、卖淫、贩毒、赌博……不能得手时，为了暂时糊口，最终的不得已的选择。

他们不愿意劳动，自然也就没有不劳不得食的朴素意识，对剥削者也就不存在天然的仇恨。所以，只要条件合适，或者说反动派开的价码让他们满意，他们很容易调转枪口，成为反动派的工具。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对他们来说，为谁卖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奶就是娘。资本主义能够维持下去，与资产阶级愿意出大价钱，流氓无产者愿意为资产阶级卖命密切相关。

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革命者要建立的世界是人人劳动，人人不受剥削，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劳动成果。

流氓无产者打砸抢的目的，是不劳而获，不劳而食。流氓无产者与反动派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区别是没有控制经济基础而已。

流氓无产者者一旦混入革命队伍，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或者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有能力影响革命方向，那么革命队伍很快就会堕落为反革命的队伍。流氓无产者控制革命方向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革命没有成功的时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分化、瓦解，蜕化为土匪，或者并被招安成为反动派的武装。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权很快变质。

他们暂时没有叛变革命的原因，无非是反动派出价太低，革命成功在望或者革命队伍中支持革命的力量太强，他们不得不暂时蛰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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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一直想把流氓无产者破坏的方向引向中国。

包括并不限于反复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试图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栽赃给中国，把底层的仇恨引向中国。

布里特·休谟是对的！我拒绝戴口罩来抵御中国病毒！因为它们总是掉下来！这也是我从来没用过避孕套的原因！他们总是把它们做得太大！非常糟糕的设计！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

在处理新冠病毒，有时也称‘中国病毒’的事上，联邦政府协助许多州长获得呼吸器、病毒测试和医疗用品分配，我们协助了很多州长，功劳却不算我们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了很多伟大的人民！

在特朗普的煽动和以日记爱好者为首的国内个别人的配合下，对海外中国人的伤害已经发生。

主要从巴黎流氓无产阶级中召募来的别动队，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被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组织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果然不出所料，像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供斐迪南驱使一样，巴黎的流氓无产阶级甘愿供资产阶级驱使。

目前在巴黎发生的这一切给人留下了多么卑鄙龌龊的印象！现在的别动队的成员都是不久以前的乞丐、浪人、无赖、顽童和小偷，这帮人在三四月间被每个资产者看作一群不能容忍的、惯于为非作夕的盗贼，而现在却大受宠爱，备受赞扬，得到大量的赏赐，因为这些具有无比胆量的“青年英雄”，这些“巴黎的姑娘”以非凡的勇敢精神爬上街垒等等；因为这些在二月里糊里糊涂地在街垒上作战的人们，现在又糊里糊涂地向无产者射击，像从前射击士兵一样；因为他们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30苏的代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赞美这些卖身的流氓吧，因为他们为了一天30苏的代价竟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国内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

对特朗普来说，某些族裔的流氓无产者完全可能把枪口转向中国，只不过他现在暂时没有找到如果有效利用这些流氓无产者的正确方式而已。

公开雇佣这些流氓无产者直接使用暴力攻击海外中国人，显然不妥。

其实只要美国政府默许这些暴徒攻击海外中国人，对他们侵犯海外中国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事情不闻不问，就足以引发大范围的针对中国人的暴力事件。

但是，考虑到这些暴徒的文化水平，如何暗示这些流氓无产者攻击海外的中国人，会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这是颇有难度的。

可以说，特朗普并不是没有暗示过，但是这些暴徒显然没有理解，或者被商店的现金和商品所吸引，暂时无暇转移目标。

一旦暴动的流氓无产者正确理解的特朗普的潜台词，那么海外中国人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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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美国，在非洲等地区，同样存在大批海外中国人。

他们带着技术、资金和商品来到当地，为当地搞建设，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当地欠中国的债务，以天文数字计。

个别国家，在美国和欧洲的怂恿下，同样蠢蠢欲动。

当地的中国人的人身和中国财产的安全，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

目前，完全可能出现以美欧反动势力为幕后黑手，以第三世界买办政府和各国流氓无产者为前台打手，以海外中国人和中国资产为目标的暴力运动。

有些事情，已经有不祥的苗头。

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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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富没武力，经常成为债主，这是历史上犹太人动辄被驱逐、屠杀的原因。

每次出现天灾人祸，欧洲人就虐犹。废除拖欠他们的债务，抢劫他们的财产，剥夺他们的生命，把损失转移到他们身上。

这个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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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变化，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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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批海外的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短期内迅速回国，获得解放军的庇护，他们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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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面兽心，农耕民族也不是束手无策。

中国从汉文帝时代，就在西域屯田对抗匈奴，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屯田士兵，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武装起来，保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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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有枪，心中不慌。

由于国内治安远远好于国外，中国人没有持枪的习惯。

我个人也是反对持枪的，资本主义国家允许民间持枪，除了便于反动派搞政治暗杀，黑帮搞火拼，只能增加犯罪，引发民间军备竞赛。

但是，如果我生活在允许持枪的国家，我会在第一时间武装自己。保证自己的火力在面对暴徒的时候能压倒对方，至少不落下风。

能买霰弹枪买霰弹枪，能买步枪买步枪，能买全自动不买半自动，能买机枪买机枪，能买火箭筒买火箭筒。口径大是真理，射速高是正义。

武器火力越猛，弹药消耗越大，必须储备足够的弹药。

能买钢盔和防弹衣的国家，钢盔和防弹衣是必备生活用品。

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改造住宅。加固墙体，设置掩体，铲除易燃物（防止对方使用莫洛托夫鸡尾酒攻击），铲除影响视野的杂草和灌木，在不速之客可能潜入的区域铺设铁丝网和红外传感器。

进一步可以购买丰田皮卡并进行改装，在座椅、车门、油箱加装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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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人群体，有必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联系。

平时大家一起聚餐、打靶、玩真人CS战术对抗，彼此熟悉；危急时刻，一家有难，八方支援。

身份原因，无法购买枪支，自我武装的中国人（比如留学生），不但应该熟悉使馆、领事馆的联系方式，而且应该与当地中国人建立广泛联系，遇到危险，及时求援。

一旦发生冲突，必然涉及法律善后，需要聘请律师，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这时，一方面应该积极向使领馆求援，一方面当地中国人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脉提供人脉。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考虑建立一笔互助基金，专门用于相关的法律支出。

须知，每一个对外来侵犯采取强硬态度的中国人，都是在为当地的其他中国人出头。因为每一次冲突的结果，都将影响下一次冲突。

打得一拳开，省得百拳来。选择强硬的反击，让侵犯中国人的流氓无产者支付沉重的代价，可以让其他流氓无产者建立中国人不好惹的观念，不敢随意侵害中国人的利益。反之，选择忍气吞声，让侵犯者得逞，必然让他们建立中国是软柿子的概念。那样一来，当地的中国人和中国财产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以后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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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洛杉矶骚乱，流氓无产者四处打砸抢烧。

韩国人武装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战成名，从此某族裔流氓无产者，不敢轻易侵犯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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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需要武装保卫，绝不是建立在对方善意的基础上的。

如果你想要和平，请准备战争。这是罗马人说的。

身处他乡的中国人，远离解放军的庇护，对此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